林安那份关于“组建直属中央的国家级海外资源开发公司、并以乌干达为试点推动成立中乌合资开发公司”的绝密补充报告，搭乘外交信使的专机，在1966年岁末的寒风中降落在北京。
几乎就在它被送入中南海的同时，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以更加猛烈的态势席卷了全国，其冲击波甚至开始隐隐触及外交系统。
报告被按照最高密级，直接送达了二号办公室。日理万机的二先生，是在一次深夜工作会议的间隙，抽空看完的。
窗外是北京严冬的寒风呼啸，屋内灯光下，伍先生的目光沉静如深潭，手指在报告上“国家能源与矿产开发总公司”、“中乌联合资源开发公司”、“海外资源保障新路”等关键词句上，停留了许久。
二先生他没有立即批示，而是将报告锁进了抽屉。接下来的几天，国际国内形势的急剧变化，牵扯了他绝大部分精力。
然而，林安报告中的构想，像一颗投入深水的石子，在他心中激起了深思的涟漪。
时间进入1967年初，风暴的强度有增无减。外交部内部也受到了冲击，一些领导干部被批评（不敢写）、靠边站，正常工作秩序受到严重干扰。
在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极端形势下，任何涉及“海外开公司”、“搞合资”、“专注经济”的提议，都显得异常敏感，甚至“危险”。
然而，就在这万马齐喑、人人自危的关口，一份来自地质部、冶金部、燃料工业部、一机部等几个尚未完全陷入瘫痪的专业部委的“技术联署报告”，经过特殊渠道，再次摆上了伍先生的案头。
这份报告的核心内容，正是对林安从乌干达发回的最新地质资料和资源潜力评估的进一步确认与深化。
报告以严谨的科学数据和国际对比分析，明确断言：乌干达西部油气资源潜力“极大可能达到世界级规模”，相关金属矿产“具备重大经济价值”，并强烈建议“国家应从战略高度，尽早布局，争取主动”。
这份纯粹基于技术判断的报告，与林安那份更具战略性和操作性的建议，形成了奇妙的呼应。一个指出了“宝藏有多大”，一个则提出了“如何去安全、有效地获取宝藏”。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一次范围极小、级别极高、气氛异常凝重的会议，在二先生的主持下召开。
与会者只有寥寥数人，均是相关经济、外交、技术领域的核心负责人，且都是历经风雨、政治上绝对可靠、业务上堪称国宝级的人物，其中的一人便是那位未来在南海画个圈的老人家。
会议没有记录，门窗紧闭。
会议首先通报了乌干达资源的最新技术评估结论。
尽管早有心理准备，但在座的几位老经济、老技术，听到“世界级规模”、“重大经济价值”这样的字眼时，依然难掩震动。
他们深知，对于一个正在经历特殊困难时期、百业待兴、未来长远发展亟需资源支撑的大国来说，这样一个近在咫尺（相对全球而言）的、与我国关系友好的巨型资源宝库，意味着什么。
接着，会议简要讨论了林安的建议。
在当前的狂热气氛下，这份建议显得如此“不合时宜”，却又如此“切中要害”。
“这个时候，提成立公司，搞合资，会不会授人以柄？说我们‘只抓生产，不问政治’、‘搞资本主义一套’？”一位负责经济工作的老同志，不无忧虑地低声说。
“是啊，外交口现在风声也很紧。林安同志在非洲，可能感受不到国内的雷霆万钧。他这个建议，胆子太大了。”另一位同志附和。
会议陷入了短暂的沉默。窗外的风声似乎更紧了。
良久，二先生缓缓放下手中的茶杯，目光扫过在座众人，声音不高，却字字如重千斤：“同志们，我们在这里开会，不是讨论风向，是讨论国运。风，总是要刮的，有的风大，有的风小。但国家要发展，人民要生活，子孙后代要吃饭、要建设，这是永远不变的道理。”
“石油，是工业的血液；矿产，是建设的骨骼。”
“我们现在勒紧裤腰带，将来呢？我们的下一代，下下一代呢？难道让他们也永远勒紧裤腰带吗？”（二先生不愧是二先生，为华夏之崛起而读书的二先生）
二先生拿起林安的报告，轻轻点了点：“林安同志这个建议，不是在风向好的时候提的锦上添花，恰恰是在风向最复杂、最困难的时候，提出来的雪中送炭，是未雨绸缪！”
“他不是让我们现在就去大张旗鼓地开公司、搞合资，他是让我们现在就悄悄地把架子搭起来，把路探明白，把基础打牢固！等将来风停雨住，我们就能立刻甩开膀子干，而不是从头开始，眼睁睁看着机会被别人抢走！”
二先生顿了顿，语气更加深沉：“什么是政治？让国家强盛，让人民富裕，让华夏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就是最大的政治！如果我们因为怕这怕那，就眼睁睁看着对国家未来至关重要的资源机会从手边溜走，那才是对人民、对历史最大的不负责任！”
章节错误，点此报送，报送后维护人员会在两分钟内校正章节内容，请耐心等待。